有时候，真相太过明显，反而让人忘了说出口。那就让我在最近这些显而易见的事情里，挑个小注脚聊聊。

二月底，唐纳德·特朗普干掉了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伊斯兰革命政权的大多数高层。

要数落这位最高领袖和他那帮同伙，罪名可太多了。自1979年以来，他们一直镇压伊朗人民，硬生生把一个伟大文明拖回千年前。从革命一开始，他们就屠杀了成千上万的国内反对者。学生上街抗议，他们直接爆头。他们对囚犯实施屠杀、强奸和酷刑。他们在全球输出恐怖主义。他们派特工到美国本土刺杀美国政客，派杀手小队去英国，还因为一位英国小说家“写小说”的“罪行”，就对他下达了死刑判决。

有个明摆着的事实：这个政权除了压迫女性，在对待同性恋问题上也绝对谈不上“进步”。事实上，这种缺乏接纳、宽容或“善意”的表现，延伸到了用起重机公开吊死那些因“同性恋”罪名被捕的人。

我提到这点，并非刻意将同性恋群体单独列为德黑兰革命政权的特殊受害者，而是想指出一个相当诡异的角落：那些平时对任何他们认定为“恐同”或“反LGBTQIA+”的事情绝对会大肆抨击的人和团体，这次对最高领袖及其暴徒们的覆灭却保持了沉默。我指的是所有像拉塞尔·T·戴维斯、艾伦·卡明、大卫·田纳特和卡什曼勋爵那类人，他们总爱以一些通常是想像出来的理由，猛烈抨击保守党、共和党或改革党。

我刚含泪完成了浏览英美“同性恋媒体”残存内容的任务。如果我是这些报纸的编辑，我会认为头条新闻或许该是一张强有力的图片：一对同性伴侣在德黑兰被吊死。我可能会配上一篇社论，指出无论你对特朗普总统发起的军事行动有何看法，没人会为伊朗政权哀悼。也许——既然这是同性恋刊物——我还会对伊朗的同性恋兄弟姐妹们表达一些希望和声援，并祝愿在不久的将来，同性恋在那里不再是死罪。

西方残存的同性恋出版物做了任何这样的事吗？想得美。英国的《粉红新闻》一如既往，充斥着关于“跨性别”议题的报道。有一篇攻击特朗普某项被该刊物视为“反跨性别”立法的文章，一篇对美国ICE（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特工的激烈抨击，还有一篇关于新罕布什尔州跨性别卫生间法案的报道——所以这些刊物并非不介意干涉他国政治。还有很多关于剧集《激烈竞争》的报道，那是一部关于两名冰球运动员的同性爱情故事，外加一篇关于皮克斯一位老板的报道，他因对卡通片《埃利奥》中“酷儿”场景被删减的回应而遭到“猛烈抨击”。

《态度》杂志更像是一本“生活方式”杂志，但奇怪的是，它对美国政治也很敢说。浏览其首页，我再次了解到特朗普因某项与“反跨性别”立法有关的事情而应受批评。我还能了解到汤姆·戴利的日常锻炼计划。

跨过大西洋，我浏览了如同垃圾场火灾般的《倡导者》杂志。在那里，我可以了解到一位德克萨斯州总检察长似乎反对为“跨性别儿童”提供“性别肯定护理”。还有“美国童子军指控LGBTQ+旅行社酷儿童军商标侵权”。和我一样，你可能会觉得这里面很多东西读起来像某种外语。确实如此——它是用懦弱、特权主义和狭隘地方主义的语言写成的。

我们中有些人多年来注意到西方“权利运动”的一个特殊怪象：无论他们在国内多么执着——实际上是教条——无论他们如何穷追不舍一位后座议员或共和党国会议员，只因为对方没有完全支持同性婚姻或儿童的性别转换，但一旦触及伊斯兰的边界，他们就沉默了。

在另一个平行宇宙里，大约15年前——当争取同性恋平等的斗争胜利时——剩下的那些自诩的斗士们或许会决定继续战斗，去揭露其他国家同性恋者遭受的虐待。我指的是真正的虐待，而不是又一个关于在《第28条》下成长之恐怖的故事。

想象一下，如果活动家们没有花15年时间试图把“跨性别儿童”推为权利斗争的下一个前沿，而是决定坚守基本盘，并在地理上更具冒险精神。他们本可以这样做的。我唯一还抱有几分尊重的同性恋骄傲游行组织者（其他的不过是派对组织者），是那些试图在莫斯科等地举行同性恋平等抗议活动的人。那才是真正的勇敢。

这条不成文的规则已经存在了几十年：争取同性恋平等的斗争——如同争取女权一样——在伊斯兰的边界前止步。你可能会说这仅仅是因为懦弱，或者说无论如何，西方团体都无法对最高领袖的思想产生任何影响。又或者——最有可能的是——这种懦弱源于害怕被指责具有“殖民主义心态”（我想我们都同意这是最危险的心态）。

你可以相信这些借口中的任何一个或全部。但我忍不住觉得有趣的是，特朗普可能刚刚为伊朗同性恋权利所做的，比西方任何活动团体梦想过的都要多。当然，他们不会感谢他。他们可能正忙着找另一种方式来妖魔化《哈利·波特》的创作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