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爆出一个大瓜：十多名年轻女性发现，自己居然都在和22岁的民主党网红哈里·西森“一对一”网恋——当然，是同时进行。

这11位年龄与西森相仿的女性指控称，西森曾分别向她们承诺，自己是其“联络名单”上的唯一女性，也是他唯一在交往的对象。他与多人保持数月联系，对话内容常涉情色，甚至互相发送裸照。

尽管每位女性都曾相信自己是西森唯一的网络恋人，如今她们却发现真相残酷——他同时与多名女性调情、互发性暗示信息。现在，她们集体在TikTok上发声控诉，相关话题已被X平台多个大V转载。主要指控内容可参见此处。

这些女性因幻想破灭而感到失望，完全在情理之中。以欺骗手段误导女性、隐瞒真实意图的行为当然错误。但坦白说，这场公开审判与受害者叙事并不能真正为受伤的女性解决问题。

这场针对西森的讨伐运动，某种程度上是涉事女性重建自尊（这完全可以理解！）的方式。发现自己认真交往（哪怕只是Snapchat聊天）的对象从未真心对待自己，甚至同时周旋于多人之间，无疑是毁灭性打击。她们的愤怒合情合理，丝毫不应被污名化。当意识到自己在西森生活中连“主角”都算不上时，她们便抓住这波网络关注的机会，试图在其他舞台上成为焦点——哪怕只是短暂地做一回“女主角”。

然而，这种间歇性爆发的“TikTok公审”现象（最著名的案例是“西榆家具凯莱布”事件），既是当代婚恋文化病症的诱因，也是其症状。或许女性们以为自己在保护同性免受同样伤害、免遭羞辱。

但问题在于：我们并未将火力对准真正危害女性安全与自主权的恶劣行为者，反而动用这套“数字约会全景监控”体系，只为让自己未来免于难堪。这恰恰揭示了数字时代约会文化的核心特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丢脸。

而对于监控体系的另一端——尤其是那些通常不会选择发帖报复的年轻男性——他们可能干脆彻底退出约会游戏。当每一次尴尬与失误都可能沦为全国笑谈时，我们怎能期待年轻人还能勇敢追求爱情与性，坦然面对其中不可避免的窘迫与试错？重申：这里讨论的“失误”并非犯罪行为，而是探索亲密关系过程中天然伴随的笨拙、困惑与失落。

这种对私生活的监控文化正在压抑人性。它让我们和潜在伴侣更难毫无顾忌地追寻最基本的人类欲望，只因害怕陌生人的指摘。我们将社交媒体奉为思想与行为的仲裁者。即便我们意图尊重他人（这本该是底线），那种时刻被注视的窒息感依然如影随形——因为事实上，我们确实活在注视之下。

我曾撰文分析播客神经科学家安德鲁·休伯曼的出轨行为，指出其标榜的“人生优化”哲学无法弥补内在裂痕。那起事件同样笼罩着数字监控的影子——休伯曼的私生活被置于社交媒体舆论场审判。但两件事存在关键差异：休伯曼的行为发生在现实世界，涉及实际发生性关系的女性。这些三四十岁的女性以结婚生子为明确目标，因此幻想破灭带来的后果，远比西森案件中Snapchat上的虚拟伤害更沉重——尽管当下的痛苦或许相似。

但“现实世界”与“Snapchat”的维度差异，加上西森的年轻特质，确实让事件性质不同。试想：如果西森真的线下追求所有这些女性，这还能成为新闻吗？如果没有女孩们面对镜头详述经历的视频，没有那些露骨的聊天截图，一个略有知名度的年轻人试图与多名女性发生关系的故事，还值得关注吗？

Z世代的太多生活都在线上展开。他们自然会将网络恋情视为与线下关系同等真实、同样可能带来心碎的经历。但同时，我们也需正视其中的天真成分。西森事件固然是略带娱乐性的谈资，但一个拥有180万粉丝的22岁男性同时与多人互发性暗示信息，真的值得大惊小怪吗？这不该成为头条新闻。男性为达目的说甜言蜜语——即使在网上——从来不是新鲜事。真正新鲜的，是当下这种鸵鸟式反应：假装对有人为性目的欺骗他人感到震惊。我们都没那么天真，故作单纯反而是种幼稚化。

这些女性的愤怒与失望完全正当。和闺蜜吐槽、打印聊天记录烧掉、痛骂渣男都无可厚非——西森确实伤害了她们。但这本质上不是新闻事件。强行将其炒作成公共议题，无助于我们寻找幸福、建立关系或应对情感与性探索中的复杂情境。它只会拖住我们前进的脚步。

事件还暗藏政治角力：西森是民主党力捧的主流网红，被党派用来为卡玛拉·哈里斯等中左翼人物造势。他曾与拜登、奥巴马合拍TikTok视频，致力于动员年轻男性投票给民主党。因此他自然成为某些右翼势力的攻击目标。正是这些人在推波助澜，津津乐道于这场“幸灾乐祸的盛宴”。他们将此事化为政治工具，用八卦叙事瓦解民主党形象——他们根本不在乎这些女性，西森只是趁手的棋子。

这就是数字约会全景监控的实质：它剥夺了我们作为生活主体的能动性。科技与政治势力早已在注视着我们，试图让我们更孤立、更沉溺网络，并盘算如何利用我们的欲望达成其目的。我们何必为他们提供更多弹药？

本文改编自玛格达莱娜·J·泰勒的Substack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