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国际政治的棋盘上，每一次重大行动都伴随着激烈的舆论交锋。2月28日美以联合对伊朗的斩首行动，如同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激起了全球范围的争议浪潮。支持者视其为终结地区威胁的必要之举，反对者则高举“程序正义”的旗帜质疑其合法性。本文透过哥伦比亚大学学者斯图尔特·戈特利布的视角，犀利剖析了批评声浪中的认知迷雾——当意识形态之争掩盖事实辨析，当程序性质疑模糊核心威胁，国际社会的讨论是否已偏离了真正的安全命题？在这场关乎中东未来格局的博弈中，我们更需要穿透政治修辞的迷雾，审视那些被喧嚣淹没的战略逻辑。

比起2月28日美以联合针对伊朗政权的斩首行动本身，更值得玩味的或许是对此次行动的批评声浪。几乎所有反对者都声称支持双手沾血的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覆灭，却同时愤怒指责该行动本身涉嫌违反启动军事行动所必需的一系列法律、规范和其他前提条件。

最突出的质疑集中在：特朗普总统在行动前未阐明目标、未争取国会授权或国际盟友支持、未穷尽外交手段就选择军事选项。

对任何政府使用武力的严厉质疑本是健康且民主社会必需的。针对军事冲突进程的合理担忧也始终存在。但当反对声浪更倾向于混淆视听而非阐明事实时，审议辩论的过程就被不必要的党派立场污染。事实上，对伊朗行动核心质疑的苍白无力，恰恰说明特朗普政府此次立场相当坚实。

首先，行动的主要目标清晰合理。近50年来，伊朗政权持续对抗美国及其地区利益，过去十年更急剧升级。德黑兰不仅全力推进核武能力，更大幅增加对地区恐怖代理势力的支持，最终酿成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主导的以色列大屠杀。即便其核计划与弹道导弹项目在6月遭美以打击严重受创，该政权仍执意重建包括核能力在内的所有权力基础。

反复批评特朗普政府“未提供具体终局方案”完全偏离重点——唯一要求是伊朗不能再威胁本地区乃至世界。至于后续政权形态，反属次要问题。

其次，所谓“违宪违法”的指控暴露了对宪法和历史实践的双重误解。宪法原稿虽赋予国会“宣战”独有权，但最终版本将“发动”改为“宣布”，承认总统作为三军统帅在国家安全上的特殊权力。自杰斐逊总统在地中海对北非海盗发动“未宣告战争”以来，历任总统皆行使过此项权力。尽管1973年《战争权力法案》试图限制权力滥用，但特朗普政府在行动前通报国会领袖已符合法律字面要求，现仍有60天时间获取正式授权。

第三，美国国际盟友绝非被忽视。旨在清除哈梅内伊及其核心圈层的首轮军事行动若想成功，必须绝对保密。部分地区盟友已提前获知，而包括北约成员在内的更多盟友，现正为长期解除伊朗政权威胁的任务提供支持。若在德黑兰备战期间预先组建国际联盟，既不现实也不明智。

最后，指责特朗普政府“忽视外交可能取得更好结果”的说法违背现实。白宫特使曾多次尝试“强制外交”，但双方分歧（主要集中在消除伊朗核与弹道导弹威胁）几乎无法弥合。这并不意外：上次全面外交尝试——即奥巴马政府2015年核协议时期，伊朗拒绝放弃武器级铀浓缩能力、拒绝限制弹道导弹计划、拒绝减少对地区恐怖代理势力的支持。数十年来，与该政权的外交早已走入死胡同。

批评者和民众担心伊朗行动可能导致中东“又一场无尽战争”，这种忧虑可以理解。但此次并非需要美国长期直接介入的“政权更迭”行动。这是消除持续数十年的地区与世界安全威胁的罕见机遇，也为伊朗人民带来更好未来的可能性。我们不妨共同期待其成功。

斯图尔特·戈特利布于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美国外交政策与国际安全课程，1999至2003年曾任参议院外交政策顾问及演讲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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