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职场社交中，“酒”似乎总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从昔日风靡的“三杯马提尼午餐”到如今依旧盛行的酒会应酬，酒精文化深植于许多行业的基因之中。然而，对于正在戒酒或选择清醒生活的人而言，这种环境往往带来无形压力——担心被边缘化、害怕错过人脉机会，甚至焦虑职业生涯受影响。但真相是，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打破“无酒不欢”的迷思。本文将带你走进几位戒酒者的真实经历，看他们如何从容应对职场酒文化，并发现：选择不喝酒，从来不需要理由；而包容清醒文化的职场，反而能凝聚更高能量的团队。真正的专业与联结，从来不在杯盏之间。
想象一下：在1960年代的某个午间，你和同事外出用餐，席间畅饮的可不是一杯两杯，而是整整三杯鸡尾酒。
虽然“三杯马提尼午餐”在今日看来已不可思议，但职场依然可能是酒气氤氲之地。在美国企业文化的许多领域中，下班后的欢乐时光、公司酒会、在高级酒吧进行的客户会议，仍然被视为常态。
因此，对于正在戒酒康复中的人而言，与上司或同事谈论“保持清醒”可能令人望而生畏。在某些行业，如果社交饮酒被默认为工作的一部分，专业人士会担心自己因需要帮助而遭受评判，或错失晋升机会。
戒酒治疗专家以及那些在职业生涯中坚持不饮酒的人士表示，这种焦虑是自然的，但绝不能成为阻碍——阻碍那些令人不适却必要的对话，或其他有助于成功戒酒的行动。
“如果你正在清醒康复中，没有什么值得你去冒险危及这份清醒，”丽莎·史密斯说道。她曾是一名律师，在纽约一家知名律师事务所工作时，曾与药物和酒精成瘾作斗争。
同事其实没那么在乎你杯子里装的是什么
史密斯认为，学会不过度解释自己，并在工作中设定界限是关键。
“在戒酒圈里我们常说，‘不’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句子，”史密斯说。
自史密斯踏入职场以来，时代已经改变。她说，能够接触到无酒精鸡尾酒和无醇啤酒的年轻一代，帮助了“不饮酒”变得正常化，并且进入了那些熟悉心理健康和物质使用障碍话题的职场环境。
当她开始拒绝酒精饮料时，史密斯意识到，大多数同事并不像她想象中那样在意。她还发现，身边不喝酒的人——无论是出于宗教还是其他原因——比她之前注意到的要多得多。
那些确实纠缠着她喝酒的人，往往自己就是重度饮酒者，并且“是在寻找一个喝酒的同伴，好让自己对自己的饮酒行为感觉好受些，”她说。
在戒酒初期，她会避开那些她知道会令自己不适的活动，或者提前离开，但她确保第二天会通过喝咖啡的方式，与她希望保持联系的人进行后续交流。
史密斯现在拥有自己的咨询公司，她与各类组织和律师事务所分享她的经验，帮助它们培育对戒酒康复更友好的工作环境。
“我们听到一些年轻律师表示，他们明白喝酒不健康，也不喜欢酒精带来的感觉，就是单纯选择不喝酒，不需要任何特定理由，”她说。
据洛杉矶的一位美术指导埃尔曼诺·迪费博所说，饮酒在娱乐行业也非常普遍，且常常被美化。他称自己在清醒之前，与酒瘾斗争了许多年。
迪费博说，酒精的营销方式传递出一种信息：“如果你够强，你就能驾驭它。如果你驾驭不了，你就是弱者。戒酒治疗机构是为弱者准备的。”
当他最初戒酒时，他会为不喝酒找些借口，比如第二天有医疗预约，或者需要早起。如果他觉得环境比较友好，他就会简单地说：“我过去玩得太疯了，现在不那样了。”
现在，他鼓励人们像看待食物过敏一样看待酒瘾——如果你对麸质过敏，你就不会继续吃它。
“酒精会让你不适，并表现为一种超越理性的、强迫性的继续饮酒冲动，”他说。
对戒酒者友好的职场，企业也是受益者
加州兰乔米拉奇贝蒂·福特中心康复服务副总裁海蒂·华莱士表示，倡导一种欢迎戒酒康复者的职场文化，对企业同样有益。
“那些正在积极执行康复计划的人，实际上是生产力最高的员工，”华莱士说。“他们付出了巨大努力才走到今天，他们的康复计划本身就建立在感恩与服务他人的心态之上。”
华莱士指出，有研究表明，积极参与康复计划的人请病假的情况更少，并且如果管理层需要志愿者完成任务，他们更有可能挺身而出。
华莱士说，实现这一点的一个方法是，公司可以创造条件，让员工能在工作时间内参加线上康复会议，甚至在公司内部主办或参加线下会议。
迪费博回忆说，他在参与电影制作时，曾在华纳兄弟和环球影业的片场参加戒酒康复会议。
“我意识到，在所有这些饮酒者周围，其实有很多人正在戒酒康复中。只是我以前没看见他们，”他说。
史密斯表示，她努力向雇主们证明，举办有趣、不以酒精为中心的团队建设活动是完全可行的。
“人们总是有一种假设，认为策划活动时，有酒就等于有趣，对吧？”史密斯说。
但徒步旅行和健康活动越来越受欢迎，无酒精饮料的选择也日益增多。史密斯说，即使是品酒会这类活动，也可以提供无酒精葡萄酒选项。
在举办派对时，可以很简单地确保无酒精鸡尾酒选项容易获取——比如让服务生端着放有饮品的托盘巡场时，上面就备有这些选择，而不是让人们必须额外费事地去酒吧单独点。
“不应该让那个在任何特定夜晚选择不喝酒的人，自己去费力在那种场合中感到舒适，”史密斯说。
